而正相反的是，我国现存的检警关系因为存在着下述 两种严重的功能瑕疵而极为有必要及时地对之予以优化调整： (一)警察机关的侦查取证活动与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衔接不畅，致使侦查程序的间接 目的无法达致，在导致侦查效率相对低下的同时，间接损及了侦查程序直接目的的达致 惩罚犯罪和对秩序的追求是所有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欲图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 德国为此在刑事诉讼法中专门确立了职权侦查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对于每个犯罪行为嫌 疑，都原则性地负有展开侦查的义务。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所关注的，几乎只是政令、政事问题，很少讨论政权问题。只有"政道"的深入探究，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政治学法学进入有"科学"或"学理"的境界。

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从这一盲点或缺陷，我们能够看出些什么呢？ 我想，这反映了以下三个问题。既然"君主无过错"，出错总是臣下的错，那么只能把全部的心力用到诸如"官吏是否称职"、"政策措施是否恰当"、"怎样提高为政者品德素质"等等具体"治道"问题上，归根结底又集中到"用人"问题上，用人问题几乎成了"治道"的全部。甚至最鄙薄政治的老子、庄子及其追随者也不例外。

"讨论政治问题的人们本应如此。所谓"政道"，就是关于政权问题的理论。）但钱先生对理的世界观则持一种批判态度：唯理的世界，其实只是一唯物的世界。

） 由此衍成出来的第二个区别是，道是可以创造的，而理是不能创造的。然而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以彼少数思想家之心灵，发掘出多数心灵之内蕴，使其显豁呈露，而辟出一多数心灵之新境界。理字观念的提出，虽由先秦道家已开始，而直要到魏晋新道家，始发挥得精彩。此宇宙既是被限定的，但在其被限定之内，也有无限的可能。

钱穆先生说：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重视理。这是钱先生深具卓识之处。

然而，当我利用暑假仔细研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三史六书之后，对所谓的新理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如果我们不对理学世界观有通透的认识与把握，我们就不可能走不出理学的阴影，我们也因此很难理解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宇宙是动的，能创造，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91页。而《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简明钱氏思想纲要，甚至于可以命名为新道论思想纲要，从而形成对于新理学的超越。

此宇宙仅是一理在主宰而支配着，而此理又只有在物上去求，所以说格物穷理。在我看来，在理学世界观形成之前，中国思想是以经学世界观为主导的，而理学世界观兴起之后，经学世界观式微，标志着圣人立法的退隐，而事理立法出场。（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作为处在理学文化氛围中的钱先生来说，他似乎更加强调人的创造性作用，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认理的世界观的积极意义，因而他主张一种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观。

并说，中国人讲道，有些处颇近于西方宗教精神。这些年，我通过对冯、钱二氏及当代学人大量著作的研读，深深感到，从整体上看，当下中国学人在知识的性质上还处在一个后理学时期，而我们如果没有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超越理学时代，会长时期地笼罩在理学的巨大阴影之中。

四 那么道与理到底有何区别呢？第一个区别，道是常然与当然，而理是所以然与必然。因此大道是常然的，又可说是当然的。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此宇宙是被规定了的，人又是无所作为的。——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93页。我们得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着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看不见处开始。） 第四个区别是，道是不可知的，而理是可知的。）这意味着，经作为道的一种形式，是道的存在样式。

王弼注《易经》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而中国人讲理，则有些处颇近于西方科学精神。

理的宇宙，则先已规定了，在此规定中，无法有变动，谁也不能另有主张，另有活动之余地。钱先生举孔子的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加以说明。

） 第三个区别是，道为多，理为一。所以此唯理的世界，其实仍是人类所不能忍受的世界。

不仅没有上帝，而且也没有人。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理是不受摇动的，而道则是尽可变通的。）钱先生从《论语》、《孟子》、《庄子》以及六经等先秦文献出发，发现中国先秦思想常在讲道，极少讲理，理的观念的提出，只有《庄子》内篇中依乎天理一语，而且即使提出了理的观念，对理的理解却是从道的观念来进行的。

因此宇宙仍可逐步创造，而非一切前定。人性原于天，而仍可通于天，合于天。

若有某一条路容易走得通，于是人人尽走向那一条，积而久之，这便成为大道了。（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道路是由人开辟出来的，没有人的开辟自然也就没有道，这是所谓人能宏道，另一方面，即使有了一条道，而如果没有人在上面行走，那么这条道也终归于荒灭了，这就是所谓非道宏人。清代思想家戴震说过，经之至者，道也。

中国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的民族。（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王弼却于《易经》原有的道的观念之外，另提出一理的观念来，说宇宙万物，各有它一个所以然之理。在天，有部分可知，有部分不可知。

三 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中，钱穆先生开篇就对我们通常习焉不察经常连用的道理两个字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疏，并进而区分出两种迥异的世界观，一为道论世界观，一为理学世界观。）所以，常然之谓道，当然之谓道。

）总之，在钱先生看来，道理二字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人人心中与口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早已混成一名，道理成一个合成词，指的就是一种规矩准绳，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人文世界，都应该遵循道理，这是不容分辩的。经学世界观是建立在圣人经典文本之上而形成的一种世界观，表现为圣人立法的特点。

这是一个新观点，而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却演生出大影响。而理则先事物而存在，不待于人之创，其主动性不在人。